►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明道配资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拥有、经营和建造的船舶征收高额港口费，并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征收新关税，试图让造船业回归美国的努力，如今遭到了业内人士的强烈反对。
据《日经亚洲》5月20日报道，在当地时间5月19日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讨论事项仅聚焦两项内容：一是拟对岸桥（STS）起重机征收100%关税；二是拟对集装箱、底盘及底盘零部件等货物装卸设备征收20%至100%的关税。
由USTR、小企业管理局及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劳工部等代表组成的美国政府小组，直接驳回了业界代表对两项政策的反对意见——4月17日宣布的对涉华船舶分阶段征收港口费的规定，以及拟对所有外国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征收费用的提案。
“请将证词集中在拟议措施上，”来自USTR的梅根·格里姆鲍尔（Megan Grimball）作为这一政府小组的负责人，在听证会上执意将讨论重新拉回到起重机关税的议题上。
美国港务局协会（AAPA）代表着美国81个公共港口，其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加里·戴维斯（Cary Davis）表示，虽然该协会支持起重机本土化生产的目标，但美国国会首先应当通过税收抵免政策来刺激国内产能。他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没有生产STS起重机的生产商。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戴维斯还在一份书面文件中解释称，在中国以外，全球只有三家公司提供可国际采购的STS起重机——日本的三井E&S以及欧洲的科尼和利勃海尔，但这些公司都没有足够产能满足市场需求。
美国洛杉矶港的起重机设备 《日经亚洲》
休斯顿港首席执行官查理·詹金斯（Charlie Jenkins）在听证会上解释说，该港已与中国签订了八台STS起重机的采购合同，预计交付日期为2026年春季。
“这些起重机是在2024年7月订购的。”詹金斯强调，这一时间节点比新关税政策公布早了数月。
詹金斯指出，拟议的100%关税将在2024年已实施的25%关税基础上叠加征收，若对华加征的高额关税在90天“暂缓期”后恢复实施，这八台订购的起重机将面临高达270%的关税，总额约3.024亿美元。他警告：“这将对我们投资码头、满足未来货运需求的能力，以及本地区和全国的就业机会造成毁灭性打击。”
美国航运商会（CSA）代表着21家拥有、运营或租赁远洋油轮和集装箱船的美国企业，其会长凯西·梅特卡夫（Kathy Metcalf）表示，拟议中的关税与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的目标背道而驰。
“根据美中本月早些时候在日内瓦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认为，对商品和服务进行关税谈判，然后试图对用于实际运输和运输货物的运输工具征收关税、港口费和起重机关税，这是适得其反的。”她说道。
除了试图对中国起重机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此前还想出了对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建造船只收费的“毒计”。
当地时间4月17日，USTR官网发布联邦公报，宣称所有由中国建造并归中方所有的船舶，只要停靠美国港口，都将依照其所载货物的数量被征收费用。相关收费措施将在180天后正式实施，分为两阶段执行。
根据公报公布的收费细则，在第一阶段，从今年10月14日开始，美方将根据船舶每净吨位50美元的标准，向任何由中国经营者经营或由中国实体拥有的船舶收取所谓“海运服务费用”。这一数额将在三年内，以每年30美元递增，至2028年的每净吨位140美元。
对使用中国建造船舶的海运服务商，则根据船舶净吨位或集装箱数量收取费用明道配资，选两者中价高者。这一数额同样将逐年递增，费用从每净吨18美元开始，到2028年增至33美元。另一种收费标准为每集装箱120美元，到2028年增至250美元。
对运载汽车的非美国建造船舶，另有单独收费标准。起始收费为每个汽车当量单位（CEU）150美元。
三年后，即从2028年开始的第二阶段，USTR将限制外国建造船舶开展液化天然气运输业务，在此后的22年里，逐级要求增加悬挂美国国旗和由美国运营的船只占比，直到2047年该占比达到15%。
此前，围绕“对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建造船只收费”，美方在3月24日和26日举行过两场公开听证会，有超过300个贸易团体和其他相关方提供了证词并发表了公众意见，美国行业代表还与议员们爆发了激烈冲突。许多人在信件和证词中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称，“美国没有能力赢得这场战争”。
美方如今故作妥协姿态的新方案，并没有打消业内担忧。彭博社指出，尤其在特朗普已经掀起一场全球关税大战的情况下，许多人警告称，这项收费计划在破坏国际航运的同时，无异于一种“变相关税”，不仅会让特朗普那些名目繁多、令人咋舌的关税负担雪上加霜，还会进一步激化中美这两大世界经济体之间本已紧张的贸易冲突。
对于美方对中国建造船只的打压压迫，4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是企业技术创新和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为助力全球贸易发展、全球供应链稳定安全运转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的多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的造船业因过度保护，在多年前就失去了竞争优势，美方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有悖经济常识。美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霸道做法不得人心，只会推高全球的海运成本，扰乱全球的产供链稳定，对世界各国的利益造成损害，最终也无法振兴美国的造船业。
延伸阅读
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对几乎所有美国贸易伙伴的商品全面加征关税。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在特朗普的词典里，“关税”是他最爱用的词。这次“解放日”公告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其首个任期内的政策遗产。但数日之后，特朗普宣布对除中国外的所有贸易伙伴执行90天关税暂缓令。
这个例外条款引发了连锁反应，中美双方此后展开针锋相对的关税报复。最终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升至145%，中国对美商品关税也提高到125%。双边贸易已事实上陷入全面停滞状态。
虽然特朗普此举旨在施压中国并拉拢其他贸易伙伴与美国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但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美国从根本上误判了国际战略环境：其关键性的失误改变了博弈格局，最终反而损害了自身利益，无意中促成了更多脱离美国主导的国际协调。
也因此，之后的一系列进展——美方通过多渠道主动与中方接触，希望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中美于5月12日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承诺各取消91％的关税 、暂停实施24％的关税——也算是意料之内、情理之中。
从霸权主导到去中心化
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美国仍是全球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枢纽。特朗普极力吹捧美国消费者对全球商家的吸引力，其幕僚也反复强调“美国市场是无人能拒绝的蜜罐”。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美国自视为一个星型网络中的主导节点，认为凭借自身市场规模与历史性的谈判杠杆就能掌控双边谈判结果。
但这一假设已与现实中的贸易相互依存格局严重脱节——这是第一个战略误判。
2025年的全球经济呈现多极化格局，形成了多个分布于全球的贸易权力中心：中国、欧盟、东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更关键的是，这些中心通过正式贸易协定和共享基建设施形成了日益紧密的互联网络。美国在谈判立场中习惯的“轴辐体系”思维，早已被一个更加去中心化的新格局所取代。
在此背景下明道配资，当特朗普实施“除中国外全面豁免”的关税政策时，美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将自己挤出战略决策中心的博弈环境。
当地时间4月9日，在所谓“对等关税”仅生效数小时后，特朗普又宣布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暂缓90天征税，期间保留10%的基本关税 视频截图
这种政策使得各国有强烈动机去做以下几件事：
1. 一方面通过向美国示好以避免直接遭受惩罚——对美方的强硬姿态作出响应式性的姿态，并无任何实际损失； 2. 另一方面，拖延宣布实质性的承诺，既保持了战略灵活性，又让急于获取“可向选民交代的胜利或协议”的特朗普政府承受更大压力。各国可以做出象征性的承诺，确保不损害或禁止它们继续开展非美相关贸易活动的选项（此为第二个误判）； 3. 与此同时，彼此协调构建一个替代性贸易体系，作为中短期的应对方案； 4. 最后，强化与中国（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
这最终导致了一个多极协调博弈的格局。在此框架下，美国的主导地位经历了去中心化。特朗普政府未能意识到：其他博弈方已拥有可靠的替代选择——包括与中国、东盟、欧盟等现有或快速深化的贸易伙伴关系。
博弈论告诉我们，当参与者拥有可靠的外部选项时，其对任何单一主导者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这正是多元化战略的本质，而世界经济早已通过多元化战略摆脱了对美国经济中心地位的依赖。
吊诡的是，美国谈判实力的削弱并非因为不够强势，而恰恰源于其在失去了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后依然采取极端策略。当然也存在例外，例如对美贸易占GDP比重超出常规的加拿大、墨西哥，或英国等传统美国地缘政治盟友。
90天宽限期的战略代价
对美国来讲，特朗普政府最严重的失误可能莫过于“除中国外90天豁免”的宽限期政策。这枚本欲孤立中国的战略楔子，反而重塑了博弈格局，令其他所有参与者获益并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立场。该决定将一场高压谈判式的博弈转化为一场延迟并协调的博弈场景。于是，对多数国家而言，最优策略转为观望等待、暗中协调。
当美国仍然自陷于一场谈判式博弈的思维定式时，其他国家已经调整策略，现在它们置身于一个彼此均拥有自主决策权的协调博弈框架中。
在重复博弈理论中，当收益面临不确定性时，推迟行动往往是最优选择——尤其是当等待的成本被认为将低于草率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时。
特朗普政府的90天缓冲期消除了决策紧迫性，使各国能够以拖待变，并为双边贸易伙伴创造了战略腾挪空间——既能佯装与美国保持合作，又能推进其他战略。不出所料，许多国家一边与美国谈，一边选择与中国重启合作，或采取联合行动对冲美国政策的冲击。
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近日，日本与匈牙利顶住华盛顿的压力，拒绝与中国脱钩。这在地缘政治层面长期受制于美国的日本身上尤为罕见。很少有人会忘记，当年日本在“广场协议”中对美国全面妥协。匈牙利的立场同样耐人寻味：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至少在政治层面与特朗普存在共鸣，在哲学层面双方有很强的相互理解。然而，匈牙利并不愿在美方压力面前牺牲本国的经济利益。
日本首相石破茂当地时间5月11日在电视节目中表示，高额汽车关税将推高美国消费者的购车价格，“难道不应该降低这些关税吗？” 图自：外媒
欧盟重启对华经济对话，同时暂缓对美商品的报复性关税；英国与印度签署了自贸协定，彰显两国构建非美贸易体系的决心；东盟启动内部协调机制，并深化与中国及海湾国家的合作；中日韩重启停滞多年的三方自贸谈判；在东盟与中日韩（东盟+3）财长加央行行长会议上，各方重申要维护开放与多边贸易，承诺采取协调行动抵御特朗普关税带来的宏观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举措并未孤立中国，反而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反制性协调博弈——各国纷纷寻求抵御美国的施压并构建替代体系。包括财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内的特朗普幕僚似乎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尽管中美双边贸易的顺差规模庞大，但其仅占中国GDP的不足2%。即便考虑当前的居民储蓄率，该数值也仅相当于中国居民消费一年的自然增长量。就算不依赖财政刺激、货币宽松带来的投资驱动增长，或与全球其他地区贸易的自然发展，中国仍有足够空间消化冲击并渡过对峙期。
中国在战略应对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在于，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国的决心与战略远见。中国非但没有屈从于压力，反而迅速采取反制措施（显示其早有预期与预案），实施精准的对等报复，并明确表态愿意承受短期经济损失以捍卫决策主权。这种传递出来的信号至关重要，因其能重塑各方预期并改变博弈的收益结构。
若中国当初选择了妥协，那么对其他国家来说，抵抗美国压力这一选择的信用将全面崩塌。而中国的坚定回应为各国的抵抗提供了“防护伞”，中国毫不退让的姿态确立了自身作为可靠反制锚点的地位。这使得各国在选择战略对冲美国风险时更有底气，在许多国家的案例中，它们甚至进一步向中国靠拢。
北京的对等反制策略还将美国拖入一场难以速胜的零和博弈。华盛顿即便祭出全部的关税武器仍无法迫使中国就范，这不仅是双边关系层面的失败，更向世界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已无力强迫他国屈从。此举直接推动了亚洲、欧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构建合作联盟的意愿与契机。
后美国时代秩序的形成
2025年的贸易危机已经从单纯的中美零和博弈，演变为多方协调与谈判并存的复合博弈。在此格局下，各国间的博弈收益不仅取决于自身行动，更受制于其他所有参与方的选择。
特朗普政府的90天缓冲期促使各国采取对冲策略：在与美方开展非承诺性接触的同时，深化同中国及多边贸易集团的合作成为理性选择。
特朗普的战略豪赌带来了一系列意外后果与动态，反而强化了多边协调机制并削弱了美国的单边优势。各国普遍采取战略拖延——通过拖延对美作出承诺，既可收集更多信息，又能观察他国反应。随着各国加强沟通，协调行动显然比单边妥协更具优势。由此催生了一个反制性协调联盟的形成——当传统主导者推进单边行动时，其他国家将有强烈的动机去联合制衡那个主导者。这正是合作博弈论中联盟形成的经典案例。
美国的政策可信度也出现裂痕：关税措施在推出后几乎立即被暂缓执行，导致其威胁效力大打折扣，促使各国寻求替代路径。
截至2025年5月中旬（90天宽限期过半），尽管特朗普宣称有“70国主动接洽”（该说法未经证实），目前可确定的是多数国家选择观望，既知道中国不会率先让步，也明白美国难以无限期承受内部经济压力。
未来或有少数国家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但无论从参与国的数量还是贸易规模来说，预计都将处于次要地位。白宫已经接获国内零售商关于“七月商品短缺”的警告，这不仅震动华盛顿政界，更引发北京等全球多国首都的高度关注。
在特朗普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后，洛杉矶港自华进口量腰斩 视频截图
2025年的关税乱局再次揭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新格局：经济重心与权力分布日趋分散。美国这个曾经的全球贸易绝对中心，如今仅是一员普通参与者——固然经济体量庞大，但其单边权威已失去现实基础的支撑。特朗普政府误判了美国的中心地位，其行为方式反而推动各国协调合作，最终加速了一个后美国时代贸易治理体系的形成。
在此环境下，中国始终坚持对等反制原则（从不主动升级冲突），此举反而强化了其信用与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的90天豁免政策本欲作为施压杠杆，却因给予各国构建集体替代方案的时间与掩护而适得其反。
意外后果
特朗普政府2025年实施的惩罚性单边关税政策，并未重塑出对其有利的全球贸易秩序。其自诩的“解放日”反而清晰勾勒出当今世界的真实图景：美国已不再是国际政经舞台上的核心角色。叠加其战略误判（尤以90天宽限期为甚），政策实施后的战术性动态实质上激励各国采取拖延、对冲与多边协调等策略。这些谈判策略非但未能巩固美国霸权，反而暴露其主导地位的衰退。
当前局势的最佳解读框架是：战略耐心、联盟构建与权力分散已成普遍特征。当美国匆忙寻求在瑞士重启对华接触时，此举并非源于实力优势而是迫于现实需求。世界其他国家则持续适应多极化的现实——各国深知：没有单一玩家能够单独制定规则，战略协调不仅是可行的，更日益成为优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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